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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天的落叶与春天的落叶

#01


劈叉的收入


从来没有一年有过这么多“劈叉”的经济数据,关联的一对数据,一升一降,从善意的角度理解,这可能就是胡锡进说的“复杂中国”吧——


一边是财政收入下降,1—7月,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.6%,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.4%,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8.5%,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2.3%;而另一边是GDP继续稳中有升,上半年实际GDP同比增长5.0%。



一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.5%,另一边是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5.5%;


一边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.3%,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5.8%;另一边是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5.7%。


矛盾的数据有一个特点,通过层层上报汇总统计出来的数据大多是增长的,能看到实际钱款的数据大多是减少的。


当然,矛盾归矛盾,这些数据也都是可以解释的:


相对比较好解释的是,GDP与财政收入的矛盾,企业收入与利润的矛盾。


GDP本身就有很多可吐槽的点:如果一家公司通过优化管理,每年节省一万元的办公用品费用,这些钱往年都是要买办公用品公司的产品的,按照我国的计算方法,GDP就比去年减少了一万元。


但这同时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利润多出一万元,这一万元的动向无非是4种:分配给股东,奖励给员工,留存企业,缴税,这四种都不产生新的GDP,但都意味着个人、社会、国家财富共增加了一万。


所以这个矛盾很好理解,生产了大量商品,卖不掉变库存,或低价卖掉变亏损。


这个解释还可以通过发电量验证,上半年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.9%(虽然发电量也是个统计数据,但电力企业的收入增长是实实在在的钱),其中上游企业的用电量增幅更高,有色、黑金、建材用电增速均高于平均水平,说明GDP制造的产品以库存的形式在中下游积累或者出口。



至于企业利润与所得税的背离,以前也多次发生,统计局的官方解释是统计样本的问题,一些规模以上企业亏损了掉到了规模以下,不计入统计,一些规模以下企业赚钱了升到了规模以上,新计入统计,导致利润数据好于税收数据。


不过,最后一个数据“工资收入与个税”的矛盾比较难解释,一般专家的解释有几种:


1、减税政策,去年9月我国提高了对“一老一小”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;

2、结构性下降,今年高收入群体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。


但这两个解释都有一定问题,减税政策实际上2023年就开始执行了,不会影响24年的同比数;


结构性的解释看上去有道理,实际上只要动笔计算几种高低收入的组合就知道,如果高收入下降程度足以引发个税下降5.7%这么大的幅度,平均工资不可能不下降,现在两者实在差距太大,无法用结构性变化去解释。


不过,收入结构性变化倒是确实被很多数据验证,又导致了一系列消费数据劈叉。



#02


劈叉的消费


消费最大的怪现象是高线城市消费下滑,低线城市消费增长。


2024年1-6月的消费数据,深圳上涨1%(含港人消费),广州持平,北京和上海分别下降0.3%和2.3%,6月单月全部下跌。


31个二线城市好一些,上半年23个城市社零总额同比呈现增长,3个下降(5个无数据)。


35个三线城市就更好了,26个上涨,3个下降(6个无数据),其中22个涨幅达到或高于全国均值3.7%。


还有中西部地区消费增长的持续性强于东部,湖南、河南、湖北、贵州、四川的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全部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速水平。


消费怪数据刚好验证了前面的收入结构性变化,但又生出很多新问题。


第一个原因是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变化,低线城市收入增速超过高线城市,中西部地区收入增长超过东部地区。


不过,这个趋势实际上近几年一直如此,也是消费下沉趋势的主要原因,消费降级实为低线城市的消费升级,但为什么今年对消费的影响这么大呢?


因为今年不是一高一低,而是劈叉。


第二个原因是商务消费的下降,一二线城市的商务消费占比高于低线城市,导致受损更严重。


下面是上海1-7月的消费数据,商务消费的重点是住宿餐饮,而吃的和穿的主要是个人消费,前者降幅明显超过后者。



北京的商务消费占比更高,数据也更明显,2024年上半年,北京限额以上餐饮企业营收同比下降2.9%,其中商务消费为主的正餐下降10%,而以居民消费为主的快餐服务、饮料及冷饮服务、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,营收均有所增长。


第三个原因是这几年投资主体的变化。


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财政或国企投资,民间和外商投资是下降的,前者相对而言更加算“政治账”而不是“经济账”,导致主要投资在传统意义上的不发达地区。


第四个原因是收入来源的不同。


高线城市的收入更依赖于工商业发展,低线城市的收入更依赖于财政开支,这个原因值得注意。


有一个“体制内强度指数”的统计,用一个地方“体制内单位”拥有住房公积金的人数,占全部拥有住房公积金人数的比重,来代表一个城市的“体制内”程度。因为一般来说,体制内单位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例远远高于体制外的单位。


这个体制内强度指数表明,三四线城市“体制内人员”占比远高于一线城市。


吃财政饭的不仅仅是“体制内”,只要你的生意依赖体制内消费者,你的项目最终来源于财政资金,都与地方财政有关。


地方财政不仅仅来源于税收、土地拍卖,还有财政转移的收入,地方政府即上缴中央财政的收入中,相当一部分要转移到另一个地方。


下面是各地区财政转运的依赖度:



列表还有五个计划单列市,都是典型的二线,其转移支付依存度在山东和天津之间,可以推测,一二线城市的财政转移收入依赖度远低于三四城市。


要知道,转移支付都是用于预算内的支出,三四线城市很多都是“吃饭财政”,刚刚够发工资和维持政府机构的基本运转,跟地方消费的关系更密切了。比如。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.5%,而其中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4.3%,城乡社区支出同比增长7.2%,都与居民收入直接相关。


以往虽然低线城市增速快于高线城市,但高线城市本身也是增长的,才能提供足够的转移支付,可当一二线城市的财政开始紧张后,高度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三四线城市的收入与消费还能增长多久,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
而与此验证的另一份消费研究报告,就更值得玩味了。



#03


劈叉的信心


近期还有一份《麦肯锡2024消费趋势报告》,因为对中国各类人群按年龄、城市级别和收入水平分为若干个类别,从中能看出“复杂中国”的很多答案:



对未来最乐观的是两类没有交集的群体:一类是没毕业的年轻人(图中的G3),第二类是一到三线城市的退休老人(图中的G1和G2);


对未来最悲观的也是两类没有交集的群体:一类是一二线城市的白领上班族(图中的G4),第二类是农村老人(图中的G5)。


从中可以看到三个怪现象:


现象一:赚钱的不乐观,不赚钱的乐观,乐观的人要靠不乐观的人养活


18-25岁的群体,不但一二三线城市乐观,而且四线和农村也乐观,而且很多级别的高中低收入都乐观。


事实上,这个群体部分或完全依靠父母的收入,对未来的乐观更多来自于媒体信息层面。


另一个最乐观的群体58-65岁的退休老人,非常明显的出现了“城乡信心差”,一线>二三线>四线>农村,由于这个群体大多有房产,生活成本差别并不大,信心完全与养老金相关,而养老金又与城市级别有关。


这就是提出一个跟前面“财政转移支付”类似的问题,有信心的群体的收入来源都是间接的,如果未来没信心的群体的收入停滞,这个“转移支付”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。


现象二,消费占比高的群体没有信心,有信心的群体消费占比低


信心最高的18-25岁的群体,消费占比15%,其次高信心的是58-65岁群体,占比16%,而信心比较低的两个群体分别占比35%和34%,消费主体失去了消费信心,这个消费的趋势也难言乐观。


现象三、工薪族,低线高信心,高线低信心


26-41岁这个群体是所有年龄段中最分裂的,从一线到四线城市越来越高,跟老年组基本相反,其原因还是消费劈叉中说的,经济感受的时间前后差异。


这些数据让我想起了一个老笑话,广东孩子看了教科书上“秋天到了,叶子落了”,疑惑地问妈妈:“妈妈,树叶明明是春天才落啊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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